“北京”，曾是多年来一个神圣的名字，这简单的两个汉字，承载着其建城几百年来的历史风雨、往昔沉积。在异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传达给世界这个远古的和未来的“中央大国”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民情及时代信息。在2006年的夏秋之交，终有机会花数天时间近距离地体验这座千万人口泱泱都城的脉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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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穗到京之后对北京城市总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广袤、楼距开阔、道路宽敞。这是相对于上海、广州的显著特点——于此两地老城区的建筑开发已经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区比如浦东、番禺才会有如此宽阔的城市空间感。另一个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层高都不高但体量不小地块面积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车在三环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铺摊的规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现在随着环城路的环环外扩就象一个比萨饼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断地越摊越大，这也是北京相对于上海、广州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这两个城市地域外扩发展的空间已经受到周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同样高速发展的制约，而北京就没有这个问题。

北京的这种城建尺寸让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国都的气势和城市的宏大。说实话，相对于上海和广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头可以望见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显地享受到风的穿流。

对于北京城的建筑规划得失我留意耳闻阅知过许多。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建国初期梁思成上书中央要求原样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择地兴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经济等功能，这在国外是有过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原因是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市。于是旧的城墙被拆掉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及周围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渐渐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寻找各种机会向上表达他的思路，最终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帮规划、古建专家在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责难并被改造灵魂深处的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没有去改动前政府留下的城区，而是在旁边建了一个新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的新城也难说现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对于北京，这是一个后例，而此时北京的城市规划趋向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寻找国家大道》，文中对梁思成的学生、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天安门广场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怀——无庸置疑他的老师当年也是如此。罗会长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会长对此不无惋惜，并且对现在北京依然在旧城核心区求大求新求异的建筑规划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的心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前期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相较之下，2000年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争议更为炽烈。罗会长回忆，当时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但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