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更大的问题出在“门荫”（又称“恩荫”、“荫补”，通俗地说是“大树底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的“留城”和“补员”）和“纳粟”（即买官，或捐官）上。在这些现象的因素下，现任官员不但冗员严重，而且普遍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考察“长官”时，就发现“一把手”的王昌运年老多病，走路都走不了，三年来，州政荒废。后来替代他的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都不知道。看得欧阳修直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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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新政”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也就不奇怪了。当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面临重新分配时，他们也就结成了联盟的“反对派”，随着范仲淹的“大刀阔斧”下，哀声遍朝时，老范“狠心”地说，“一家哭总比十家哭、百家哭，乃至万家哭好。”于是在“反范大旗”下，集结了相当一批大官僚、大地方豪强和大内太监，串通、组织了“倒范计谋”。

第一计从经济入手，可惜范仲淹清明廉洁，搞不倒他，就从他的根基动手，上面说过的滕子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之一；

第二计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在欧阳修的弹劾下遭贬，怀恨在心。现也站在了“反对派”行列，他喜欢书法，还培养身边的一位丫环，模仿名士石介（他是一位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议论朝政）的笔迹。这够黑的夏竦唆使丫环，篡改了石介给富弼（范仲淹的心腹干将）的信，暗含要“发动政变”，废黜宋仁宗的内容。把这子虚乌有的信，“举报”到皇帝老儿那里，仁宗看了，虽然不太相信，但是也泛起了嘀咕。

第三计也是最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朋党”为私。以当朝宰相贾昌朝、大官僚王拱辰、前朝老臣夏竦等人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考察的官员，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一党的竭力维护，非一党的排斥打压。

这一状，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第三年（公元963年），以唐朝“牛、李党争”（最终发展为威胁皇权的“离心力”）为鉴，在这年九月下诏：凡是及第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以后历位君主，在禁止朋党问题上，态度坚决，绝不姑息。

收到“小报告”之后，宋仁宗给了范仲淹一个“答辩”的机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仁宗在朝堂上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襟坦荡的范回答说：“我在戍边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胆小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的。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能分辨忠奸的。假如结党为公，那又有何害呢？”

宋仁宗对这样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此时，血气方刚的欧阳修（公元1002年～1072年，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即公元1030年中的进士，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直抒胸臆，一口作气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交宋仁宗，却无异于火上加油。

欧阳修的《朋党论》政论，对党争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朝廷中的确存在结党。他分析为：有小人以利益为联盟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他向皇帝提出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利弊，“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皇帝挑明，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啦。如此理直气壮的宣告，等于说“反对派”的状子，告得没错（不是污蔑），同时也在挑战皇帝的“底线”。所以此文一出，“反对派”们弹冠相庆，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朋党的。政局急转而下，这篇《朋党论》成为了“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对于宋仁宗来说，首先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野反对之声连成一片，只好下决心把“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历史舞台”。

这一年六月，任命范仲淹为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他一离开京师。“反对派”们就开始全面反扑，仁宗皇帝也全面动摇了。十一月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罢免了范仲淹的职务，贬官至陕西彬县；罢免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贬官至山东郓城；罢免韩琦的枢密副使职务，贬官至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贬官至山东兖州，理由是“支持朋党之风”。连他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名士苏舜钦，也被罢官，并削职为民。欧阳修也同时被贬安徽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