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汉口到荆州（那时称荆沙市），再坐班车经由江陵轮渡，踏过长江，进入湖南的公安、常德，直至长沙、湘潭，进行我人生的第一次大游历。在湘潭“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后，才安下心来游览了这座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对于每个人来讲，生存往往是第一位的。吃饭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岳阳楼背靠岳阳古城，俯瞰洞庭，遥对君山，北依长江，南通湘江，当我登上这“状似头盔”的高楼，远眺那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八百里洞庭，只见白帆点点，云影波光。在湖光潋滟中，我的脑海里却泛起了 “先天下忧乐”的范仲淹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以及他们那场“短命的改革”。由此，默默祈愿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继往开来，不走弯路。（现在想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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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话说，宋仁宗（赵祯）在公元1022年（即天圣元年）登基之后，还算是一位想“有所为”的君主。但是这时的北宋中期，日子并不好过。在内外交困的时候，他想到了变革，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画像)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的进士。“庆历新政”前，曾经“三起二落”，一是天圣二年（公元1023年），因不满赵太后干政，以“宁鸣而死，不默默而生”上谏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出发前友人送至城外，说“此行极光”，第二年太后亡，他又回到 了京城，时任右司谏；另一次是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时任右司谏的他，因灾情上谏犯了龙颜，被贬地方（远行时亲友送到关外，说“此行尤光”。“庆历新政”失利后，他自嘲道：仲淹已三光矣。）至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才调任苏州知府。景佑五年（公元1039年）西夏犯宋，兵逼延州（今陕西延安），皇帝才起用了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他时年已经50岁，依然风尘仆仆地赶到延州戍边。赴任后，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生灵涂炭，许多难民无家可归，范仲淹心情沉重地吟出《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后经范仲淹的运筹帷幄，安顿民生，修塞固边。西夏的骑兵很难再纵深而入，当时边关流传了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连西夏王李元昊也感叹道：范仲淹的胸中有百万雄兵！

到了庆历三年，西夏在与宋的对峙中，讨不到更大的便宜，只好同意议和，自此北宋又赢得了一丝安定的局面，皇帝才想起来一定要“革新图强”，于是开始风风火火地“励精图治”。

现在皇帝又想起了他，刚开始范仲淹也有些推诿，但在皇上的信任（或叫宠信）下，数日内就拿出了他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四）择长官，（即派出得力的人才检查地方政绩）；（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减徭役，（即减少民间税负）。

宋仁宗一看极为高兴，因为范仲淹在这份奏章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范仲淹还一时半会，想不到或者不敢去想，触及皇帝“革新”的底限）

除第七条“修武备”的“建言”外（军权对一个皇帝来说，是其要紧的“命根子”，从此可窥一斑），其他九条全部照准，补充可操作的细则后，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史称的“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干部体制改革。这档子的事，摊到现在依然是块非常棘手的“烫山芋”。